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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中國現當代文學來理解中國——對話美國漢學家、康奈爾大學教授耿德華

閱讀:266 次 作者:張清芳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發布日期:2020-11-26 10:29:00
基本介紹:一起問道文藝網分享的文學人物訪談報道。

  耿德華(Edward Mansfield Gunn),美國漢學家、康奈爾大學榮休教授,1974年在喬治敦大學取得碩士學位,1978年在哥倫比亞大學取得博士學位,1978—2012年任教于康奈爾大學文科與科學學院亞洲研究系,為中國現當代文學與電影教授,歷任亞洲研究系主任、東亞研究所所長等職。其研究領域為中國現當代文學與語言研究,代表性專著有《被冷落的繆斯:中國淪陷區文學史(1937—1945)》(Unwelcome Muse:Chinese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1937—1945,1980)、《重寫中文:二十世紀中文風格與創新》(Rewriting Chinese:Style and Innova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Prose,1991)、《渲染地域:當代漢語媒介的方言用法》(Rendering the Regional:Local Languag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Media,2006)等。代表性論文主要有《美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US Scholarship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2013)等,翻譯著述代表作有《二十世紀中國戲劇集》(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Drama:An Anthology,1983)、戴錦華的《救贖與消費:九十年代文化描述》(Redemption and Consumption:Depicting Culture in the 1990s,1996)等。

  經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張泉的引見,2018年夏天,我在北京西單首次訪談了與家人一同來華度假的康奈爾大學教授耿德華。他年逾古稀卻精力充沛,外表儒雅溫和、談吐張弛有度,散發出一種獨特的風采。之后,筆者又多次通過遠程交流的方式,向耿德華教授請教和提問。

  作為開創現代中國“淪陷區文學”研究的一位美國學者,耿德華教授在20世紀70年代攻讀碩士學位期間就開始閱讀和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迄今已近半個世紀,可說是一位通過中國現當代文學來深入理解中國的美國漢學家,而其心路歷程與學術軌跡在同時代的海外漢學家中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中國現當代文學讓人沉迷

  張清芳:請問您為何選擇中國現代文學作為研究方向,或者說觸發您這個選擇的契機是什么?

  耿德華:我在20世紀70年代讀本科的時候,讀了大量的英文戲劇,也經常參加舞臺表演。后來我大學畢業時,美國在越南打仗,幾個月后我也去了越南當兵,在運汽油的卡車隊當軍官。我去當兵這件事情跟大學期間所學的語言、文化沒有任何關系。但因為見到越南老百姓受苦受難,見過許多血腥的事情,我很震驚,也很難忘,所以回美國后,就很難再把戲劇表演的事情繼續下去。

  此前我已知道中國文化是東方國家的一種中心文化,所以我在喬治敦大學英文系讀研究生的同時就開始上中文課。我差不多是在1973年開始學習中文并閱讀中國文學的。不過一開始我并沒有閱讀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我的興趣在敦煌文學。我還興致勃勃地把法國學者收集的一些敦煌文本翻譯成英文。但后來我發現,當時的北美已經找不出一個專家可以專門教我敦煌文學,所以有一位教授就建議我關注中國現當代文學。讓我作出這個選擇的原因除了教授的建議,還因為那時候一些研究中國近現代文學的學術資料很有意思,非常吸引我。我一開始讀的是張愛玲和錢鍾書的作品,因為他們是《中國現代小說史》中最為推崇的兩位作家。我的導師對我說:“你為什么只讀這兩位作家的書呢?你的碩士論文應該關注整個‘淪陷區文學’。”于是我接受了他的建議,完成了我的碩士論文。

  獲得碩士學位后,我就被哥倫比亞大學錄取,開始攻讀博士學位,從那之后我就投身到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中,沉迷于此直到現在。

  除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我還翻譯中國現當代小說與一些研究性論文,像為《牛津學術參考》(Oxford Bibliographies Online)編寫了中國現代戲劇戲曲類參考書目,還翻譯了李小江的大作《后烏托邦批評:〈狼圖騰〉深度詮釋》(博睿(Brill)出版社,2018)等。

  張清芳:您覺得中國現當代文學最重要的特征,或者說您對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耿德華:中國現當代文學不是一個整體。獨特的特征總在個體作品里出現,比如個體作品如何表現讀者或觀眾已經很熟悉或很陌生的方面。從這個角度看,也許外國讀者很少能欣賞到中國現代文學的獨特性。但是很明顯,中國當代文學中卻有很多外國讀者欣賞的作品。我那時候看張愛玲、錢鍾書、師陀、楊絳的書,都給我帶來很大的影響,后來看其他作家的小說也一樣。比如我在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注意莫言的小說,90年代我開設了一門研究生的課,讓學生看14本中國當代長篇小說,其中一本就是莫言的《十三步》。我覺得《十三步》是一部非常好的長篇小說。

  張清芳:您為什么喜歡《十三步》?這部作品并不像《紅高粱》《豐乳肥臀》《檀香刑》那么有名,它有什么獨特的地方吸引您?

  耿德華:我覺得一個作家寫小說可以寫得“過分”一點,因為它需要給人以想象的啟發,給人以感悟,給讀者創造一個世界。《檀香刑》的想象力顯然不如《十三步》,所以后者更能觸動我。

  在美國開創現代中國“淪陷區文學”研究

  張清芳:您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時,為什么選擇中國淪陷區文學作為博士論文的主題?

  耿德華:我是夏志清在哥倫比亞大學帶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的第一位學生。最初我想研究清末民初文學,因為我在寫碩士論文時發現抗戰時期淪陷區的文人對清末文學非常關注,這給我一種啟發。可是我的導師指出,繼續研究抗戰時期的淪陷區文學最有前途。結合我自己的學術背景,導師的建議有遠見又實際,我就照辦了。我在2012年寫的一篇《美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Us Scholarship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的文章中對當時的情況有過描述:導師極力鼓勵耿德華完成和出版關于1937—1945年抗日戰爭期間上海、北京兩地的文學研究。該研究的起點是作家作品研究,像周作人,還包括導師自己推崇介紹的張天翼、錢鍾書、師陀和其他人的短篇小說。還有,你此前已經發表的那篇學術論文《對海外中國現代淪陷區文學研究的再反思——以耿德華的專著〈被冷落的繆斯〉為考察中心》(《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18年第2期)中也指出:《被冷落的繆斯》的出版還彌補了我導師情感上的遺憾。后者在1978年寫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譯本序中曾提出一個寫作計劃:“抗戰期間大后方出版的文學作品和文學期刊,我當年能在哥大看到的,比起二三十年代的作品來,實在少得可憐。……我計劃另寫一部《抗戰期間的小說史》,把吳組緗、蕭軍、蕭紅、路翎,以及其他值得重視的小說家,予以專章討論。”不過他直到2014年去世也沒有完成該計劃。《被冷落的繆斯》的出現可以說恰逢其時,一定程度上填補了中國抗戰文學的研究空白。這個評價或曰推測,的確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

  張清芳:那么您當時是如何查找相關研究資料的?

  耿德華:其實那些基本的參考書我早就開始查找了。不過當時最大的限制是無法到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做研究。我到美國的幾個圖書館去查資料,那里有很多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淪陷區期刊原件可供我閱讀。不過美國圖書館中的相關資料并不完整,因此我后來又去了法國與日本的圖書館。最后還去了中國香港,因為20世紀70年代香港的大學圖書館與書店有大量三四十年代的中國書籍。正是在閱讀和參考大量文獻資料的基礎上,我寫出了這部博士畢業論文,算是正式踏上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之路。

  張清芳:您在《被冷落的繆斯》前言中感謝了一些對您研究有過幫助的人,其中就有張愛玲,這很難得。據說她幾乎不與外界接觸,能否談談你們之間來往或溝通的過程,她對您的研究具體提供了哪些幫助?

  耿德華:得以與張愛玲通信,是因為她認識我的導師。我們通信的過程很簡短。我問了幾個有關上海淪陷時期文化生活的問題,譬如誰是小山東,讀者或觀眾在上海淪陷以后改變了沒有,等等。她回答問題很客氣很簡短。后來我進行研究的過程中找出她在20世紀40年代期刊里發表但后來散逸的作品,她在《惘然記》里說,我把這些作品“影印了送給別的嗜痂者”。其實,我也影印了送給她,讓張愛玲也參加我們“嗜痂者”的圈子。

  張清芳:您的博士畢業論文于1980年出版,當時在海內外學界引起很大反響。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的唐弢在1982年發表的《復信》一文中曾指出:“美國有位Edward M. Gunn,寫了一部書叫《不受歡迎的繆斯》(Unwelcome Muse),專談中國文學評論家和文學史家注意不夠、而本身藝術性較高的作品,他采集許多材料,論點也頗有獨到之處,作為一個美國人而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做到這個地步已經很不容易,但仍然有偏頗和不夠允當的地方。”中國學者張泉把您的博士論文翻譯成中文,書名為《被冷落的繆斯:中國淪陷區文學史(1937—1945)》(新星出版社,2006)。他在“譯者序”中指出:“《繆斯》的研究視角主要不是文學的社會作用,也不是作家的道義困境,而是文學批評。”而您在該書的“前言”中也指出:“本書的基本任務就是要概括介紹戰爭時期上海和北京的文學發展史,它的最終目的是要將批評的注意力集中到最具文學價值的作品上來。”那么您為何會以評論“最具文學價值的作品”為批評標準?

  耿德華:探討作品的文學價值才能超越時代的限制。首先,我是受到《中國現代小說史》中所說的“身為文學史家,我的首要工作是‘優美作品之發現和評審’”觀念的深刻影響,并深以為然。我們作為懷抱“文學作品至上”的批評家,都對抗日戰爭期間處于上海、北京淪陷區的作家們報以“普遍的同情”態度。其次,當時我之所以不從政治上來定位那些作家作品,并非因為我沒有政治立場或是忽略那些淪陷區作家的政治傾向。我更愿意從作品內容和情感傾向上來探究北京、上海兩地淪陷區作家的復雜心態。如你在論文中所說,“淪陷區作品其實包含了諸多抗日文化的反抗因素,顯然是淪陷區作家主觀意愿所致,這亦是作者不否定淪陷區文學和其文學成就的一個基本前提”。以批評家的眼光作出評價,目的在于把這一特定歷史時期有價值的文學納入中國現代文學史和文學批評的主流中去。

  “反浪漫主義文學”概念的解讀與反思

  張清芳:如前所述,張愛玲與錢鍾書是《中國現代小說史》中最推崇的作家。相較于其學術觀點,您總結出來的反浪漫主義文學特征頗具個人學術創見,這個概念是怎么來的?為什么您認為張愛玲、錢鍾書和楊絳的作品是反浪漫主義的?

  耿德華:我在《被冷落的繆斯》中關于“浪漫主義文學”和由此衍生出來的“反浪漫主義文學”的觀點,可以說深受李歐梵的著作《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的影響。這本書是李歐梵的博士畢業論文,發表于1973年,在我寫博士論文時成為我經常翻閱的一本參考書。

  具體來說,“反浪漫主義”這個概念是從李歐梵書中的“浪漫主義”概念發展并衍生出來的。李歐梵的“浪漫主義”主要指“普羅米修斯式的”代表者和其爆發出的追求社會理想的強大“物力”及消極而多愁善感的“少年維特”類的人物或英雄,這在林紓、蘇曼殊、郁達夫、徐志摩、郭沫若、蔣光慈、蕭軍七位作家身上體現出來。然而盡管浪漫主義在中國20世紀20年代產生的新文學中得到酣暢淋漓地體現,但是當歷史進入1937—1945年的抗日戰爭淪陷區文學階段,就開始形成與之前不同的文壇“新秩序”,浪漫主義就開始沒落并從中發展出“反浪漫主義”概念且逐漸被后者取代。

  我在閱讀吳興華的實驗性詩歌《聽梅花調寶玉探病》、張愛玲的散文集《流言》和短篇小說集《傳奇》、錢鍾書的長篇小說《圍城》和楊絳的四幕話劇《風絮》等抗日戰爭時期的作品時,明顯感覺到它們體現出的是一種對“浪漫主義”的顛覆或曰完全相反,我在《被冷落的繆斯》中明確指出這種“反浪漫主義”在創作方法上體現為:“在他們的作品里,沒有任何理想化的概念,也沒有英雄人物、革命或愛情。取而代之的是幻想的破滅,是騙局的揭穿,是與現實的妥協。高潮讓位于低潮。唯情讓位于克制、嘲諷和懷疑。機智代替了標語口號。不像他們之前那些完全站在浪漫主義范圍之外的作家,他們斷言,不存在任何社會目標,也沒有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例如,張愛玲的“反浪漫主義”主要體現在“主人公們的冷酷無情的和不道德的欲望是現實世界的冷酷無情的組成部分,同時也是與之相對立的”。而對于此時的楊絳和其話劇作品來說,“正如楊絳早期的戲劇,其中可能是浪漫主義化了的主題反而變成了懷疑早期傳統的浪漫主義幻想的主題,并且把社會的理想與人類的心理現象分離開了”。錢鍾書的小說世界也是非理想化的。至于中國淪陷區作家的“反浪漫主義”的獨特之處與特征,我也在該書中進行了總結:“把日本占領時期的中國反浪漫主義作家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英國作家相比,可以看出,前者不存幻想而并非幻想破滅,這一點能把前者與后者區別開來。”還有在你的文章中,也曾指出張愛玲、楊絳、錢鍾書等作家用小說或者戲劇的形式表達了自己的反浪漫主義主張:“這些作家作品擁有的懷疑個人主義的氣質、非理想化對待生活的方式、理智務實的婚姻愛欲觀,以及對浪漫理想的批判和嘲諷,等等,才是構成反浪漫主義的基本因素。”

  不過今天我再重新思考“反浪漫主義”這個概念,覺得自己當年對它的分析太淺、太流于表面了,缺乏更系統性的理論化與深度解讀,也沒有對它作為一種文學思潮進行明確的定義,這是一個遺憾。這個遺憾除了我自身造詣不夠深厚之外,另一個原因則在于20世紀80年代左右的西方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時代背景與研究狀況限制了我進一步的思考。

  張清芳:在您的書里,楊絳和她的戲劇占了較大的篇幅,連李歐梵都說,“我們以前從未聽說過楊絳,看了這本書才知道”,對您這樣一個美國學者能把楊絳“找出來”感到很吃驚。您是如何發現楊絳的?為何對她評價如此之高?

  耿德華:像很多別的作家和作品一樣,楊絳是我從抗戰期間居住在北平的法國牧師編的一本中國現代小說戲劇參考書里發現的。楊絳說他們在抗戰期間很窮,她寫劇本是為了賺錢養家,作品很粗糙。就算如此,她的劇本間接地諷刺傳統與反傳統兩種立場的習俗與教條,劇本的人物性格總在某些方面跳脫這兩種框架。可以說這種人物沒有被理想化,也可以說判斷她/他們的文化框架也沒有理想化。而且,她的風格并不刻薄。

  海外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現狀及趨勢

  張清芳:請您談談以美國為主的北美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現狀及趨勢。

  耿德華:我的論文《美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曾把20世紀五六十年代至當下美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學術狀況大致梳理了一遍,對不同階段的研究成果都進行了簡要介紹和分析。該論文的內容主要包括9個方面或研究向度,分別是:早期研究方法和主題,文學和文化理論,后現代主義和后殖民研究,女性主義和性別研究,中國當代文學問題,中國文學的思想與美學,對現代的定義,電影、視覺研究和媒介研究,方興未艾的方向。在最后的一個研究向度“方興未艾的方向”中,我提出:“近年文學研究者繼續形成新的主題,如加入陣營的海外學者對互聯網的研究。在文學與醫學的研究領域中,近期同樣已出現諸多專著,而文學主題、環境主題也正在唐麗園的《生態含混:生態危機和東亞文學》(密歇根大學出版社,2012)這類研究專著中出現。”這也代表著美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近年的基本發展趨勢。感謝你抽時間把我的論文翻譯成中文,期待能早日看到它發表出來。

  美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之所以出現包括電影、視覺研究與媒介研究等在內的跨學科、跨專業情況,主要原因在于美國或產生或接受各種各樣的研究方法與理論。我只具體講一下我在康奈爾大學時的正面經驗。每個學生都需要選擇幾位教授,請他們參加自己的“論文委員會”。那些教授中一定有一個或兩個來自另外一個系,比如說歷史、人類學、社會學、歐美文學、電影、戲劇等。那些教授很多并不是中國問題專家,因此始終有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理論影響學者和學生的研究與經驗。美國實際上一直鼓勵跨學科研究。

  我記得很清楚,我在1980年作為一個剛入職不久的助理教授,教一門“中國文化綱要”的課,當時邀請幾個其他系的教授作客座講座,有一位教授是研究亞洲“大米經濟”的農業經濟專家。我以前看過幾本有關20世紀50—70年代中國農村生活的長篇小說,并了解小說中所描寫的當時中國社會的基本情況。可是,當我聽完那個農業經濟專家解釋農業社會現代化和中國實踐的辦法,我才忽然醒悟了為什么那個時代那么注重農村題材的小說。同時我也覺得自己很笨,為什么沒有早些明白這些。總之,在1980年竟然是一個農業經濟專家幫我深入了解了中國現當代文學。

  從文學研究轉向漢語語言學研究

  張清芳:自出版《被冷落的繆斯》一書之后,您又在美國主編中國現當代文學戲劇與散文并出版文集,近年還從文學研究轉向語言學研究,請問觸發您這種研究“轉向”的原因是什么?還有,顧彬在《二十世紀文學史》(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一書的前言部分說曾受到您的一些語言觀的影響,您怎么看?

  耿德華:我認識顧彬但不能說很熟。我不太明白他所說的“語言觀”是什么意思,我寫了兩本有關中國語言和文學的書,一本是20世紀90年代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重寫中文》,我用的方法他可能喜歡。

  早在20世紀80年代,康奈爾大學漢語歷史語言學家梅祖麟教授邀請我參加現代漢語的語法轉變問題研究。根據語言學的看法,任何語言的詞匯在歷史上都以比較快的速度有所改變,可是文法卻轉變得很慢。文法之所以改變的原因,研究者只好假定,譬如是不是社會文化有所改變,或者是不是一種語言的深層結構里,文法因素之間有規則性的摩擦,像一座火山里邊引起爆發,引起文法的突變。梅教授知道我不是一個語言學家,更不是一個歷史語言學家,可是20世紀60年代當我讀本科時,因為生成語法等理論和早期計算機研究方法的出現,語言學和文學風格學很有前景,語言學家和修辭學家已經開始把文學當作研究的主要對象。因此我上過這類課,后來讀研究生也上,包括漢語語言學課。所以我接受梅教授的建議。不過,雖然我加入梅教授的研究項目,可能對他關注的歷史語言學問題有所幫助,但是我研究的目的是文學風格學。研究文法和語法,我覺得是現代語文風格轉變的一種很重要的方面,但是另外也應該注意修辭與句子跟句子之間銜接方式的創新。而且,我的研究范圍限于書面語。這項研究后來就成為《重寫中文》一書的主要內容,關注語文標準化、規范化的過程。

  梅祖麟教授還曾提出一個問題:“是不是中國語文在文法上有深刻的改變?”所以,我研究文學不能只看語言的問題,我要注意怎么能夠用語言學、修辭學和另外一種研究方法——Sentence Condition(句子環境)。錢鍾書和楊絳的女兒錢瑗在20世紀80年代與我同時關注Sentence Condition的研究方法。Sentence Condition就是指句子用什么方法來聯系,句子里面有什么內容,一段中的幾個句子怎么互相聯系。我舉一個例子:我讀巴金小說的時候,我發現他有一段是講一個女人快要淹死了,一個男孩子劃船去救她,他揮揮手,她大聲地尖叫,他回答,他她他……在19世紀一定不會有這樣的句子,一定會用另外的文字來說明是誰在說話,誰在揮手,可是巴金可以做到,而且我們一看文字就知道寫的是誰。

  此外,研究語文規范化的過程中,不能不注意漢語方言風格的問題。而且,我正在進行研究時,中國大陸、港臺的小說、電影、電視劇各種領域同時在擴大,其中有大量的作品是方言風格。因此,20世紀90年代我開始研究中國當代媒介的方言用法。在研究媒介的方言用法時,我找了很多人幫忙,因為我只會說幾句廣東話,但那根本不足以去研究中國香港的方言,所以我聘請了學生當助手,也去采訪別人。我一直都依賴中國人,有華裔和中國國內的人幫助我。為了進行這種研究,我會采取某些社會語言學的方法和理論,譬如研究說某一種方言在整個社會的所有方言中所處的位置,以及每個地方擁有的不同方言的相對層級。可是嚴格來說,我的研究是風格學,是研究作家與媒介作品所“安排”的語言表現,試圖分析每一種作品的獨特方言用法,并不是社會“自然”語言的用法。因此,我的書名是《渲染地域:當代漢語媒介的方言用法》。

  (作者系河北師范大學文學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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